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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下篇
引导语：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的课文翻译，由应届毕业生培训网整理而成，分三部分，此文为小篇，谢谢您的阅读。
一、Unit 7
如果你常常生气、身心疲乏，好像你生活中的压力正在快速地积聚，将要失去控制，那么你可能是在损害你的心脏了。
假如你不想损害自己的心脏，你就需要努力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承认有许多东西你是无法控制的。
这是罗伯特·S. 埃利奥特博士的观点。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临床医学教授，新书《从压力到力量：怎样减轻你的负担，拯救你的生命》的作者。
埃利奥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他称之为“热核反应堆式的人”(即易怒的人)。
对这些人来说，紧张会导致他们血压大幅度迅速上升。
埃利奥特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压力的人除了其他症状外，胆固醇的含量也较高。
“我们已经做了多年研究，证明过分忧虑或紧张所产生的化学物质的确会损伤心肌纤维。
这种情况发生时往往很快，不到5分钟。它会造成许多短路，而且这种短路会引起严重的心律不齐。
心脏跳起来不像一个泵，而像一只装着蠕虫的袋子(杂乱而又绵软无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活不成了。”
现年64岁的埃利奥特，在44岁时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
他把那次心脏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归于压力。
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热核反应堆式的人”。
表面上，他显得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但他内心深处的压力使他筋疲力尽。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他说，压力破坏性程度的主要预测指标是FUD因素──FUD指的是恐惧、犹豫和怀疑──再加上可察觉到的缺乏控制力。
对许多人来说，压力的根源是愤怒，而对付愤怒的诀窍是找出怒从何来。
埃利奥特问道：“这种愤怒是否来自这么一种感觉：希望一切事物都必须完美无缺?”
“这在职业女性中是很常见的原因。她们觉得要让人人感到她们无所不能，而且要把样样事情都做得完美无缺。
她们认为，‘我应该这样，我必须这样，我不得不这样。’追求完美永无止境。
完美主义者事必躬亲。
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把什么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还为之发脾气。
随后他们就感到内疚，接着他们就再把整个过程重复一遍。”
“还有的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方向。
他们把交通阻塞看得和家庭纠纷一样重，” 他说：
“如果你生气超过5分钟──如果你生闷气，没有安全的发泄渠道的话──你就必须弄清你为何生气。”
“此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由于心理压力在生理上变得越发激动，他们的身体就越可能因为某种心脏病而崩溃。”
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做法就是承认你存在这种倾向。
通过改变你的某些看法和消极思想，学会对事物不再抱有那么强烈的敌视态度。
埃利奥特建议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
“如果有什么能取代压力，那就是控制。
你所需要的不是FUD因素而是NICE因素──NICE是指新的、使人感兴趣的、有挑战性的经历。”
“你必须确定你能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哪些部分，”他说：“停下你的脚步，对自己说，‘我要把指南针拿出来，弄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建议人们写下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想做成的6件事。
本·富兰克林在32岁时就是这样做的。
“他写下了他想要做的事情，诸如要做一个更慈爱的父亲、更体贴的丈夫、经济上独立、思维上活跃，而且还要保持性情平和──这一点他也做得不好。”
埃利奥特说，你可以先列出12件事，然后压缩到6件，要确定轻重缓急。
“别让自己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要做那些会影响你的个性、控制能力和自我价值的事情。”
“把它们记在一张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上，需要的时候看看。
既然我们无法让一天有26个小时，我们就得确定先做哪些事情。”
请记住：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先要做的事会有所改变。
“孩子会长大，狗会死去，你所优先考虑做的事也会改变。”
根据埃利奥特的观点，控制压力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要承认你生活中还有一些棘手的、你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经济以及政客们。”
你必须认识到，有时候像交通阻塞、最后期限及讨厌的老板这类事情，“你无法抗争，也无法逃避。你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容。”
努力工作和工作狂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努力工作是指工作有条有理、精力集中，完成许多工作，知道何时歇手，知道除了工作还有生活。
而工作狂常常是缺乏条理，总在寻找理由想做得更多些，没有工作可做时就感到不知所措，想通过工作来躲避问题。他们不知道怎样或何时放松一下，经常把办公室里的活儿带回家里去做，不善于和同事及家人交流沟通，生活作息不平衡，单调乏味。
工作狂，就像那些老是醉醺醺的人一样，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习惯，这种习惯通常被定义为不顾消极后果的强迫性行为。
他们有时是被自己的工作信念、工作狂的行为模范以及一种自动认可工作狂的工作方式所逼而养成了这种习惯的。
大多数雇主尽管口头上说得很漂亮(“生活作息保持平衡的雇员是效率高的雇员”)，可他们需要的是忠心耿耿的、愿意加班的雇员，并用高薪和更多的福利来奖励他们。
在许多公司里，不愿意开夜车的职工处境岌岌可危。
他们只在正常时间内工作就肯定是在拿自己的饭碗冒险。
美国人往往会陷入一种由商人们所推动的工作然后花钱消费的模式之中，这种模式引诱他们抬高自己的期望值。
根据某些心理顾问的观点，迷恋工作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它可以激发一种自我价值和成就感，
而且我们还能因此得到报酬和表扬，这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一定能从生活的其他方面获得的良好感觉。
工作狂自石器时代起就成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了──每当有人试图通过工作来逃避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的父母和祖辈们工作都很努力，但是他们的劳动基本上是体力劳动。
而我们的工作则压力更大，尤其是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规模日趋缩小的时代。由于经济形势暗淡，公司不断裁员，雇员担心失去工作，因此他们工作时间更长。
与过去相比，我们更经常地行驶在快车道上。
心理咨询顾问已经注意到了三种类型的工作狂：
1. 精力充沛、需要释放的人。
2.竞争心很强、急需证明自己、并把自我价值和工作联系起来的人。
3.想通过工作来逃避诸如悲伤、沮丧和内疚之类东西的人。
他们让自己处于极度忙碌的状态，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对付他们的现实问题了。
这三类人通常有同样的特点：
他们忍受不了懒懒散散，
他们发觉很难抽出时间去度假，
与跟家人和朋友们在一起相比，他们觉得和同事们在一起更舒服自在。
他们把自我价值和成功与拼命工作等同起来。
他们宁可干活，而不愿到别的地方去或做其他事情。
工作狂可能会通过否认和辩护来解释自己的工作习惯。
他们否认自己在工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他们自我辩解说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家庭，同时对升职也至关重要。
他们也往往认为他们本人及他们的工作对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超时工作是对公司的一种奉献。
当然他们的奉献、抱负和持久的精力均无可指责，
错的是这些东西是以牺牲他们的健康和他们家庭幸福的高昂代价才得以实现的。
因为工作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上──他们的工作，因此帮助他们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希望分散到几件事上去。
例如，心理顾问常常可以通过询问他们过去喜欢的、而现在却丢得一干二净的业余爱好来帮助他们。
此类问题往往能促使他们开始更多地恢复他们生活的平衡。
一些心理学专家概括说，为了做一个生理和心理上都健康的人，我们必须过一种平衡的生活。
那些小事情──如阅读推理小说、打排球、花时间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跟狗一起玩耍、去钓鱼──对实现健康的目的而言，似乎是一些不太起眼的方法，
但它们至少可以和工作一样对你有益。
二、Unit 8
人们常常说：对于青春来说，最令人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青春在年轻时被浪费掉了。
在读一份对大学一年级新生作的调查报告时，我又想起了这种惋惜之情：“要是当初我就懂得了现在我领悟到的东西该有多好!”
这份调查报告印证了我以前根据在梅肯和罗宾斯住宿中心对学生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所作的推断：学生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不管它是何物)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把它当酒喝、当烟抽、当钱花，那么“它”就基本毫无价值。
基于对188，000多名学生答卷的调查表明，当今的大学新生比这项民意测验开始1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的大学新生都“更主张消费主义，同时也少了些理想主义”。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学生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上的富裕”。
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树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已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此，如今最受欢迎的课程不是文学或历史，而是会计学。
如今人们对当教师、社会服务和人文学科、还有种族和妇女研究的兴趣都处于低潮。
而另一方面，攻读商科、工程学及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人数却在迅速增加。
还有一件事也不令人意外。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化工公司的销售代理)在干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所挣的钱就已是大学教师薪水的两倍了──这甚至还是在她修完两年制的准学士学位课程之前的事。
她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会对他们讲，他们学习音乐、历史、文学等等有什么用!”那还是四年以前呢，我都不敢想象她现在赚多少钱。
坦率地说，我为这位小姐感到骄傲(不是为她的态度，而是为她的成功)。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我们就不能教会人们既懂得谋生，又懂得人生么?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否定。
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年龄和成熟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
大多数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某个公司、某个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单位服务。
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产负债表来决定的。
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效劳。
如果说人要到步入中年才能对人生的含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为这种领悟扫清障碍不正是教育机构的责任吗?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怨恨从他们工资中扣钱交社会保险金，然而好像只是短短几年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正焦急地站在信箱旁边(等待养老金支票)了。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最好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但同样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
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善。
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
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我们每周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工会在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罢工，结果却只是使他们的老板破了产。
没有了公司，也就没有了工作岗位。
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目光是何等地短浅!
但是赞成全面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学习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感。
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描述了几个商人坐在会议桌周围，看上去困惑不解的样子。
其中的一个正通过内部通话设备讲话：“巴克斯特小姐，”他说，“是否可以请您叫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确确实实是教育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教育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现在是纽约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总裁──过去曾主修过商科，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他也曾在大学调频电台上主持过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并且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还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作品。
这就是教育之道。
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能用于工作，而把我们的天赋投入到生活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渴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学生能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工作。
在过去经济平稳发展的美好时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可以选择某种既新鲜刺激，又有创意的事干，但也可能会说：“那不是我要做的工作，我打算在生活中稳扎稳打。我打算留在家乡，找一个舒适的、拿薪水的好工作。”
现在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上述第二种选择已不复存在。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以后的10年里我们都得创造和开拓，当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喜欢这样。
看一看民意调查告诉我们些什么吧!
在美国，哈里斯民意测验所调查的四分之三成年人、《学人》杂志所调查的三分之二的高中生都说，他们认为10年以后美国将变成一个比现在更糟糕的地方。
难怪年轻人会感到不满意，
也难怪他们没有学习动力。
他们认为自己将在其中度过一生的这个世界不会是一个令人感到满意的地方。
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对他们未来的前景感到不满。
当调查人员询问美国女中学生们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时，她们列出了各种各样她们所喜欢做的工作，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公务员、警察、消防员以及战斗机驾驶员。
总之，她们喜欢做所有一直由男人们在做的事情。
此外，只有不到10%的女高中生期望成年后做专职母亲或家庭主妇，而近90%的女生则决心既要有一份职业，又要有一个男女平等的婚姻。
与此相比，几乎有一半男中学生表达了他们对传统的、男人主宰的、只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的核心家庭的偏爱，在这种家庭里妻子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呆在家里。
还有，当问到他们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时，在公开调查中仅有两类行业尤其受欢迎，那就是“职业运动员”和“媒体名人”。
大多美国男青年──三分之一或更多──干脆说他们不知道成年以后要做什么。
如果这些人不为自己设立某种有建设性的人生目标，他们就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社会上极具破坏性的反抗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最新的一项估计表明，美国所有14至24岁的人当中有六分之一──大多数为男性──现在已“心存不满，与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不担当任何社会角色，和其他人也没有正常的关系。
这些人正是那些参加老城区流氓帮派以及使乡村武装匪帮队伍扩大起来的人。
他们看不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里自己该担当什么角色，因而对前途茫茫而感到愤愤不已。
因此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不仅仅对美国的未来、而且对所有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并且最终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这是个变幻莫测的时刻，一个引起恐慌的时刻。
我们不妨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的话来加以归纳：在历史上的这种时刻，熟悉的模式在消失，熟悉的解决办法在失效，熟悉的选择也在消失。
当然，那些向社会警告工作岗位消失、“工作完蛋了”和工资减少的书刊杂志只不过是起到了增加公众焦虑的作用──这就好像是在播放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大叫“着火啦”那种景象的慢镜头。
这些吓人的预测大体上是在过去20或30年的职场趋势的基础上对未来所作的简单推断。
然而，由于对过去15至20年里令人沮丧的经济信息及暗含在那些趋势预测中的更为令人沮丧的前景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工业社会──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很可能会采取倒退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为那些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服务，这些群体希望保护他们的资产和资源不因变革而遭受损失。
采取这类措施的国家会失去平衡。
社会和经济上的进步会慢慢停滞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会因为这种改革的负面作用而消失。
那些不理解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失望将成为所有主要工业国家中的一股可怕和危险的力量。
三、Unit 9
“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
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腐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她为我设定的不断向前迈进、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线，我就不该有这种期待了。
“好，拉斯，” 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她从来不知道我的普利策奖。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错，孩子。看来，要是你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百说不如一练，”获奖的实业家约翰·TC·叶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40年中，虽然患有先天性耳聋，约翰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的实力──作为年轻的移民、大学生、睿智的企业领导、残疾人的雇主和维护者、有爱心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父亲。
约翰出生在台湾，1962年，他和家人一同移民到美国，以便于他和同样耳聋的姐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
约翰毕业于肯德尔聋人学校，然后进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想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雇主因为他耳聋而不愿雇用他。
约翰回忆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厅里打扫卫生。
“我监督自己工作，因此我的耳聋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他回忆道。
他继续攻读，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数百次的工作应聘后，他再次发现雇主们不愿意雇用他，显然因为他是个残疾人。
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断定，作为一个聋人，只有自己解决问题，开创自己的生意，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由于对聋人缺乏工作机会而感到灰心，他和他的兄弟们贷了一大笔款，在硅谷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集成微机系统有限公司 (IMS)。
他们的孤注一掷有了回报，赚了大钱，不仅为正常人也为聋人提供了工作。
同时，因为其对社会杰出的服务、创新性的商业实践和卓越的技术，IMS和约翰也被授予了无数的奖项。
1994年，在IMS成立16年后，约翰和他的兄弟们卖掉了公司，进入“半退休”状态。
不到两年，约翰开始资助开发为聋人学生提供负担得起的、实时文本服务的技术。
自从第一家公司开张以来，约翰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多年以来，在证明其商业技能的同时，约翰也在许多领域的非营业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董事会任职，也证明了他作为维护聋人利益的领导者的能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约翰接受了有关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的提问。
以下摘录了部分采访内容。
问：如今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哪些特别的困难?
答：我不会将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障碍归结于文化差异。
由于耳聋而产生的难题，主要与语言交流有关。
至少要能够清晰无误地交流，才能一起有效地进行工作。
问：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增加他们从事有意义、有竞争力的工作的机会?
答：不管你有多聪明、学历有多高，作为雇主，我最看重的是员工的态度和它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作为一个雇主，我见过许多很能干、很有技术的应聘者，但是工作态度却不好。
雇主没有义务一定要雇用你，良好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问：你们公司有没有主动地去寻找残疾人雇员?
答：我不能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
雇用你了解、信任的人很正常，而对于我来说，那些人大多数恰好都是残疾人。
当然，我不能单单因为他(她)是残疾人就保证雇用他(她)。
他们必须有相关的技术、能力以及恰当的态度。
我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那些仅能填补空缺的人员;他(她)必须有价值。
问：雇主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有什么益处?
答：我的经验是，残疾人往往比较积极，更加在意他们的工作，也表现出他们想工作。
而且他们在工作职位上呆的时间更长(即他们跳槽的频率比较低)。
此外，对于许多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家庭和文化很重要。
他们懂得工作的意义，知道一份好的工作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好的生活。
我相信还有大量的残疾人未被雇用。
我的公司已从这一劳动力资源中获益了。
问：雇主在雇用残疾人时还应该了解什么?
答：雇主需要更好地理解残疾人。
有人认为领取社会福利金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想法很反感。
失业令人羞耻也十分乏味，而且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
仅仅因为他(她)存在某些并不影响工作的缺陷就将其拒之门外，就好比招聘过程中的种族歧视一样不道德不合法。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四、Unit 10
1940年的炎夏和早秋，夜复一夜，一个深沉而平稳的声音飞越大西洋，从英国传到美国，讲述着英国在德国轰炸机轮番进攻下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这个有力而平稳的声音，带一点北卡罗来纳口音的美国音，出自爱德华·R.默罗之口， 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欧人员的负责人。
当炸弹纷纷落下、火焰在全城街道四处蔓延的时候，默罗在播音：“这里是伦敦。”
他的声音里表达了一种为这个古老城市遭受的苦难而感到的悲痛，同时还传递着一种信心──无论要忍受怎样的苦难，伦敦将巍然屹立的信念。
伦敦是摧不垮的。
猛烈的空袭是在8月中旬开始的，纳粹的炸弹开始落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岸线上。
德国轰炸机在多佛尔海峡的白色峭壁上投下了黑色的阴影，英国的民防军准备在海滩、悬崖和山区战斗，直到最后一个英国人战死，或者侵略者被赶走为止。
空军元帅戈林手下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深信，他们会最终战胜英国。
希特勒和戈林相信，当伦敦像华沙或鹿特丹一样被烧成一片焦土的时候，英国就会投降。
但是英国人要比华沙的波兰人和鹿特丹的荷兰人幸运。
他们有英吉利海峡这道抵挡纳粹地面部队的天然屏障，还有皇家空军在空中与纳粹作战。
伦敦的苦难实际上开始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那时希特勒最终确信英国人不打算投降。
1940年9月7日，近400架德国轰炸机在大白天用炸弹猛烈轰炸了这座城市。
戈林曾吹嘘说：“这是我们空军第一次把炸弹直接投入敌人心脏的历史性时刻。”
大火熊熊燃烧，房屋倒塌，煤气管道爆裂，街道上升起浓浓黑烟。
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感到了炸弹的威力。
雷达警报器在尖叫，救护车从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向另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飞速行驶，而消防队员则每时每刻都在面对熊熊火焰。
在遭受如此重创后仍能继续坚持战斗，这对任何城市来说都似乎是不可能的。
炸弹在四周爆炸，飞机从空中向下扫射，市民们似乎不可能照常工作、上班、吃饭、睡觉、处理日常事务。
但是这座城市挺住了。
火车把上班的人们从郊区送到城内。
公共汽车在街上颠簸前进。
大火已被控制住。
一瓶瓶牛奶被送到家门口，妇女们把它们取回家，好像战争发生在千里之外似的。报纸一出来，人们就去购买，一边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一边阅读伦敦战况的报道。
爱德华·R.默罗用低沉而平稳的声音开始广播：“这里是伦敦。”
他播音时的语气，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说出这几个字。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并不刻意显示出一种英雄气概。
他只是沉着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这个城市依然存在。
默罗知道英国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人的决心：商店里和马路上的人们，酒店里喝酒的男人们，家庭妇女们，那些在屋顶上监视火情的人们，那些面临无数困难和痛苦的人们。
英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那为数不多的日日夜夜驾机升空、迎击一群群纳粹轰炸机的飞行员们。
这些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却还在超越自身的极限，继续战斗。
伦敦人民也站到了战斗前线，但是他们无法得到直接反击敌人的满足感。
他们无法飞上天空去击毁敌机。
他们必须在地下室里飞快地挖掘，以营救埋在残垣断壁下的朋友们;
他们必须扑灭没完没了的大火;
他们必须坚强起来，去承受敌人带给他们的任何灾难。
在1940年10月1日的广播中，默罗宣布：“请记住：这些人既勇敢又有耐心;在炸弹轰炸下人人平等;这场战争是速度和组织性的较量;能最好地保护平民百姓并保持其尊严的政治体制将赢得胜利。”
事实证明，默罗关于普通人民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预言是正确的。
那些纳粹强国最终还是被同盟国打败了。
1945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田中和子抬头向广岛上空望去，看见了预示她的世界快要结束的前兆。
当年她才18岁。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白点，像一张纸一样大小、一样地洁白无害。
小白点从飞机上落下来，朝着她们飘去。
整个过程只用了43秒钟。
天空中爆发出眩目的闪电和色彩，喷射出的一道道光就像孩子画笔下的一道道阳光。和子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磕掉了两颗门牙。
她陷入了昏迷。
和子的父亲穿着内衣裤在屋外后院的菜地里除草。
当他摇摇晃晃走出菜园时，鼻子和嘴里都流着血。
第二天，他身上裸露的部位变成了巧克力一样的棕色。
这幢曾经是城里这个地区的豪宅，如今已轰然倒塌。
他们的生活曾经是很舒适的，什么都不缺──至少在战争爆发前是如此。
和子的父亲出生在广岛一个殷实、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移居美国，不是因为贫穷或者逃亡，而是冒险精神使然。
但他从来没打算留在那里。
40岁时他又把家搬回了广岛。
他作为这个姓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家人都盼望他回到广岛。
但是他把在美国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及带有美国情调的生活方式也一起带了回来。
他的房子很宽敞。
屋前有个院子，屋后有两个花园──一个用来种菜，另一个设计得合乎日本传统，供观赏用。
两个起居室里有一间是美式摆设，摆放着沙发，而不是垫子或榻榻米。厨房和浴室也是美国风格。
正餐是日式的，全家人按照传统方式坐在地板上用餐。
早餐则是美式的，煎饼或熏猪肉或火腿加鸡蛋，坐在餐桌旁吃。
尽管他家与原子弹爆炸中心相距1英里多，但是他所营造的生活中的一切还是被炸成了碎片。
他干活时正面对着爆炸中心，因此他的前胸和四肢都被灼伤。
和子触摸他时, 他身上的肉就像煮过的西红柿一样，软绵绵的。
当和子焦急地等待着家里另一个成员回来时，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出现在曾经是大门的地方。
她大声叫着：“他回来啦!”她的弟弟身高6英尺，比大多数日本男子都高，她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他。
但当她走近他时，由于他伤痕累累，她简直认不出他了。
他的学校在他周围倒塌了。
他挣扎着走到一个医疗站。
他们在他的伤口上涂了些药，给伤口扎上绷带，然后就送他上路。
他摇摇晃晃地站在已成为一片瓦砾的门口。
和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接着，夜幕降临了，和子和她弟弟往山里走;和子厂里的一个朋友住在市区后面一个小山坡上的村子里，表示愿意收留他们。
他们找到朋友的住处时已是半夜了。
和子往身后望去，只见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她感到心神不宁，内心充满恐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母。
她留下弟弟，冲下了山坡，往熊熊火焰奔去。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人，
她不停地跑着，只知道自己必须回家。
和子家比起大多数其他家庭来还算要幸运些。
但她父亲因为身上的灼伤而不得不躺在户外的榻榻米上，她弟弟的伤口也不肯愈合。
当家里其他人都在康复时，和子却病倒了，辐射病的症状出现了。
这种病是原子弹爆炸后引起的可怕后果之一。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对原子弹造成的伤害程度感到吃惊。
他们原以为爆炸主要是致人死亡而已。
和子感到自己好像马上要死了。
她发着烧，
感到恶心、头昏，就像喝醉了酒似的。
她的牙龈和肠子在出血，
看上去就像个鬼似的。
“接下来就轮到我死了，”她想得很现实。
她是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却在等候死亡。
这病无药可治，因为治疗辐射病的唯一办法就是休息。
冬去春来，春去夏至，和子的病开始好转起来。
但是她的病没法真正除根，只不过是潜伏起来了而已。历史上这个让人难忘的1945年8月6日给和子的肉体和精神所带来的后遗症将在她的余生一直折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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