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介绍

时间:2022-08-31 13:55:45 国学智慧 我要投稿

国学大师王国维介绍

  在我们平凡的学生生涯里,说起知识点,应该没有人不熟悉吧?知识点就是“让别人看完能理解”或者“通过练习我能掌握”的内容。你知道哪些知识点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介绍相关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学大师王国维介绍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生平经历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南书房行走”的工作也由此结束。

  1925年,胡适、顾颉刚等人因崇仰王国维的学问,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在其五十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

  三、学术贡献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