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险及风险管理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门新兴的学问。风险(RISK)一词是舶来品，有说来自阿拉伯语，也有说来源于西班牙语或拉丁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一词。下面是yjbys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局限性的知识，欢迎阅读。
1风险的含义和由来
关于风险及风险管理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门新兴的学问。风险(RISK)一词是舶来品，有说来自阿拉伯语，也有说来源于西班牙语或拉丁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一词。
风险最直接的含义就是险从风中来，“风险”一词的由来，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远古时期，以打鱼捕捞为生的渔民们，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祷，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够平安归来，其中主要的祈祷内容就是让神灵保佑自己在出海时能够风平浪静、满载而归;他们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深深的体会到“风”给他们带来的无法预测无法确定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出海捕捞打鱼的生活中，“风”即意味着“险”，因此有了“风险”一词的由来。
其实风险及风险管理在我们国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关于凶吉、占卜及风水文化就是基于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而且自古就相当发达，并形成了以《易经》为代表系统的理论和文化。只是一直缺乏现代的传承和演绎，更没有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化，导致我国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反而落后于世界。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一词，已经大大超越了“遇到危险”的狭义含义，而是“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可以说，经过两百多年的演义，风险一词越来越被概念化，并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逐步深化，并被赋予了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甚至文化艺术领域的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含义，且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后果联系越来越紧密，风险一词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无论如何定义风险一词的由来，但其基本的核心含义是包括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的不确定，也可以指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破坏或损失的概率不会出现，或者通过智慧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么风险就可能带来机会，由此进一步延伸的意义，不仅仅是规避了风险，可能还会带来风险的收益大。由此，风险就进入了管理和经营的层面。
2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驾驭、风险监控等一系列活动来防范风险的管理工作。
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科，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于1930年代萌芽于美国。在1930年代，由于受到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约有40%左右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经济倒退了约20年。美国企业为应对经营上的危机，许多大中型企业都在内部设立了保险管理部门，负责安排企业的各种保险项目。依靠保险手段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1938年以后，美国企业对风险管理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0年代风险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风险管理一词才形成。1970年代以后逐渐掀起了全球性的风险管理运动。19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和风险费用的增加，法国从美国引进了风险管理并在法国国内传播开来。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风险管理研究。
近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风险和保险管理协会年会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纽约，共同讨论并通过了“101条风险管理准则”，它标志着风险管理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成立的“欧洲风险研究会”将风险研究扩大到国际交流范围。1986年10月，风险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加坡召开，风险管理已经由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展。美国多家专业团体成立了“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和著名的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委员会“COSO委员会”，COSO著名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2)和《COSO-ERM企业风险管理框架》(2004)，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文献。
在理论研究方面，1956年拉塞尔.格拉尔在《哈佛经济评论》上发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时期》一文，正式提出“风险管理”概念。之后，风险管理的概念才开始广为传播。1963年伊利诺伊大学教材《企业风险管理》，1964年沃顿商学院教材《风险管理》，随后许多大学开设了风险管理课程。70年代后期，风险管理服务从保险为核心的风险管理脱离出来，出现专业的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中国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一些学者将风险管理和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引入中国，在少数企业试用中感觉比较满意。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也没有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但逐步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2006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把企业风险一般可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但是，作为一门学科，风险管理学在中国仍旧处于起步阶段。
局限性
管理就是人性的博弈，企业风险管理就是从人性最险恶处着手，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的社会中，由于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是从属于家国政治的需要，利益必须服从于等级，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只是有有限的空间得以存续和发展。由于被强大的专制政治的打压，所以传统社会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甚至成为依附于政治关系的附庸。能得以自由发展的，无非就是简单的民间交易和作坊式手工劳动。归根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建立在扭曲了人性、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所以在面对市场经济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
由于对传统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研究出现断层，但残留的观念却根深蒂固，而对源于西方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缺乏认识和了解。加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在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进，方方面面都处于摸索和磨合阶段。所以，中国的企业在对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研究，处于两不是的尴尬境地，风险管理有些无所适从。而且问题不仅仅表现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政策法律环境的不确定，以及在对制度和流程的漠视上，更多地表现在文化与观念上的冲突。
1认识上的先天不足： 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不足
市场经济是经济，是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而交易又必须要相应的规则和边际，这就需要有强大的法制来保障。而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简单地解决了土地及劳力以后，把一切都交给了天。风调雨顺的年份自然有好的收成，流年不利自然只能祈求上天的保佑。这个天，转化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主表面为天子和皇权。所以百姓无论自然风险求天、遇到社会风险就求官。而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恰恰就要打破这两个求，以一种市场主体的身份站起来，对交易和市场中可能性风险进行识别、掌握和选择。如果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没有能建立起来，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地法制，最终一切都回归权力和政府。永远走不出扭曲的人性、扭曲的关系和扭曲的附庸经济的窠臼。
不以自由交易为基础，没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强大的法制保障，是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自改革开放至今也就三十多年的时间，无论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企业制度的恢复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刚刚起步，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的成长和发展还都处于童年阶段，企业对未来发展与环境的对接，处于非理性的盲从或盲动阶段。这也是中国企业高风险、短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2对人性认识和假定的片面
“人之初，性本善”，作为儒家文化经典之作《三字经》的开篇，传颂了上千年，以至于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而这与市场经济与法治文明的立论基础恰恰相反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正是从人性的最险恶处着手，承认人性的不完善同时用规则和制度对人性的用险、用恶进行规范和限制。
“人之初，性本善”是德治、礼治文化的起点，以此为出发点一切与道德与礼教不符合的行为、思想、言论皆为恶，法律只是一种惩治这些恶行、恶言、恶念的手段，而非标准。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经济，法律既是标准也是手段。
“人之初，性本善”不人性与不人道之处在于，只承认人性真善美的一面，而不承认假丑恶的一面，以至于不允许假丑恶的存在。而现代法治文明则是首先承认人性有假丑恶的一面，但同时承认人有真善美的一面，从人性的至假、至丑、至恶出发，追求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
再往前推“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之所以能传颂数千年，依然是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决定的。在主流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国家只是代天分配的施予者，而不需要也不允许百姓以交易主体或商品关系的主体身份出现，只要守德、守礼，一切自然就会有，自然法也就没有可用之处。
回到企业管理睥层面上来，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企业无论对内对外的关系处理就会变得非常纠结。对外，不是靠市场，不是靠公开的规则和制度获得资源和市场，而是靠懂规矩、靠潜规则、靠依附于政府或国企来获取资源和市场;在企业对内关系的处理上，管理者往往以一个强势的施予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一个完全的契约关系的主体出现，同样不按制度和规则办事。
当市场和管理没有严格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标准，市场活动和管理行为都不能以公开的规则和制度为标准时，于是一切都变得无所不可为，一切都没有底限，一切都不可预测和预知。还有比这风险更大的风险吗?
3思维模式的缺陷
关于思维模式的缺陷，我们不妨换一种阐述方式。就中西对法律、利益、关系这三者进行逻辑排序。
在利益、关系、和法律面前，中国人的逻辑排序是：1、利益，2、关系，3、法律。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是非、冲突，中国人的立场首先选择利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然后再考虑建立和维护关系，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面文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利益出现裂痕，尽量通过关系修复和维持，当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之时关系必然破裂，最后才会选择法律手段来解决。
而在利益、关系、和法律面前，以美国式的逻辑排序是：1、法律，2、利益，3、关系。逻辑层次很清晰，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利益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无论在处理利益关系和和社会关系时，首要考虑的是法律。
显然这种逻辑顺序的选择除了与认知有关，其实还与信仰有关。完整地还原这种关系：
A、美国式：1、上帝，2、法律，3、利益，4、关系，5、爱。在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下同，人的一切的活动都是实现上帝的意志，表达的是对人的爱。
B、中国式：1、无信仰，2、利益，3、关系，4、法律，5、恨。在中国人普遍的没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下，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利益，人对利益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最后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恨。
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利益关系总是以丑恶的方式开始，以丑恶的方式进行，并以丑恶的方式结束，这几乎是困扰着企业对内、对外关系处理的魔咒。如此，企业对外关系的处理上，由于没有社会普遍信守的价值观和信念，无论是供应商还是终端消费客户，都只是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没有也无法进行长远的规划和打算;企业在处理对内关系的上，因为没有找到建立在利益之上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同样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此，企业必将为市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付出大量的灰色成本，同时随时会面临危不可测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同样，企业内部也承受巨大的人力资源风险和管理风险。
现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无一例外地都要选择利益绑架，层次稍高一点的选择政治绑架，其实还是利益绑架。在对内关系的处理上，不停地通过提高利益的筹码来绑架员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奈地选择股权激励。但是，股权激励如果不能以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最终结果还是以恨生恨，而且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付出代价会更剧烈。
4行为模式的缺陷
认识的不足和偏差必然导致思维模式的缺陷，思维模式的缺陷又必然会导致行为模式的缺陷。最典型的就是说一套、写一套、做一套的“三套车”行为模式，凡事只有意会，不可言传。能做的不能说，能说的不能做，能写的与做与说根本没有关系。
如此，在国家层面上法无定法，在市场环境的建设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自然普遍，最终形成了：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法以及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无序局面。在企业管理的层面上，企业的长远规划和远景目标是一套，规章制度是一套，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套。如此，企业与市场和政府，企业与员工和客户都要打迷踪拳。
以上种种，完全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背道而驰，任何一个企业都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偏舟，侥幸发展不过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蒙牛现实的处境，可以窥见一斑，包括从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包括海尔、联想、万科、华为依然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如果失去政治保障，仅凭市场优势他们到底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总的来说，由于行为模式的不确定，缺乏应有的纲常，是导致企业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的主要原因。
5理论和实践的落后
客观地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几乎同步是从荒漠中出发的，基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同样是从不毛之地开始的。严格地说，中国尚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并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理论，更谈不上体系。无论西方的百年来的管理和自1950年代兴起的风险管理理论，都是以科学管理理论发展而来的。由于宗教背景、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根本无法拿来就用。
从现实情况来看，管理理论还停留在从西方拿来的阶段，而管理实践还停留家国模式之中，导致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近十多年来兴起的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应该说还没有到收宫的时候。
但是无论如何，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必须回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人性的本质上来，并以此为出发点，借助西方管理学研究的成果推陈出新，建立符合中国人特性和特点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企业风险管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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